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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在读了赫塔•米勒回忆她的祖父的一段文字，才对那个“昨日的世界”投以迟来的敬意。女作家对《巴黎评论》回忆自己的祖父在一战中被加拿大军队雇佣作战，一同参战的还有祖父的那匹马。后来，祖父回到那个罗马尼亚的小村庄，温顺地做回农民。又后来，祖父收到一份报告，上面详细地解释了他的那匹马是在何时何地于哪场战役中死亡的。

 

赫塔•米勒一贯尖刻地评价道，第2次世界大战和苏联时代的很多人可都是没有死亡证明的，何况是一匹马。

 

在那个昨日世界里，一匹马的生命自有尊严

 

企鹅的封面设计后来成了英国设计的一个同义词，人们将“企鹅图书”当做“平装书”的同义词——如同“胡佛（Hoover）”之于电动吸尘器、“麦金托西（Mackintosh）”之于雨衣、“Biro”之于圆珠笔。

 

莱恩所致力于变革的英国出版业，客观上帮助工党赢得了1945年的大选。抗战的默契让左右两派政党都相信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角色，而社会应该被当做一个有机体来看待。战后英国的重建明显带着一种崭新而颇鼓舞人的信念。“如果我们建立一套价值体系，不完全注重物质，如果我们相信人类精神，我们就能在伟大建筑中夺得一席之地。”——连著名城市规划师拉尔夫•塔布斯（Ralph Tubbs）在《英国的建筑》一书中都如是宣称。

 

1950年，萧伯纳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51年，推行福利国家政策、经济国有化的工党政府也下台。对于莱恩而言，他一生中最有力的变革已经完成：企鹅旗下已经出版有企鹅丛书、塘鹅丛书、企鹅特辑、企鹅建筑系列、还有《企鹅新文学》等。而1960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受审也即将直接导致《淫秽出版物法案》（Obscene Publications Act）下诉讼的减少，而欧洲的出版业也从冷静、拘谨的五十年代，进入更为宽容、活跃，然而也更让人费解的六十年代。

 

那一代出版人几乎都是靠着直觉来行事，尽管两次世界大战让“绅士出版人”的生存空间荡然无存，但他们的行事风格和魄力几乎都带有今天的职业出版人难有的天真。企鹅的塘鹅丛书不仅让普通英国人知道为何参战、以及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多么愚蠢自负，还让他们对苏联和地平线上的新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莱恩一生的工作伙伴W.E.威廉姆斯在决定出版塘鹅丛书时，也说“如果这世界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应有了解世界的途径的话，那们这类出版物正是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

 

除了重视曾被势利的精英文化排除在外的男男女女之外，企鹅甚至还为海外的英国战俘们提供图书。二战中，英国成立了战俘图书服务部，允许出版商通过红十字会向战俘们“出口”图书，当然官方会对内容进行审查，确保图书中间不会出现码头、机场、潮汐图之类的敏感话题。1943年，面向战俘亲属的《战俘》杂志（Prisoner）宣布杂志可以代战犯个人订购企鹅的图书，其中还包含一本介绍英国军人在一战中如何逃脱的书。

 

在那个昨日世界里，一匹马的生命自有尊严

 

萧伯纳的《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维埃主义：写给聪明女性的指南》企鹅版。在写给其他出版商的信中，萧伯纳说，“六便士的版本对全人类来说是个恩典。”

 

无论如何，莱恩是最后的将绅士精神、时代精神和出版商的势利精明结合得如此成功的出版人。而在大西洋彼岸，擅长“胸脯销售”（breastseller）的美国出版业正要告别自己的黄jin时代。麦克斯•珀金斯（Maxwell Perkins）那样谦恭、大胆、不计后果的文学编辑已经快要随着出版托拉斯的兼并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正因为此，当我在莱恩的传记里读到他揶揄贾森•爱泼斯坦的轶事，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历史证明，这两个出版人之间具有的共性远超过英美出版界在封面装帧和题材方面的风格鸿沟。

 

在那个昨日世界里，一匹马的生命自有尊严

 

在兰登出版社工作时期的贾森•爱泼斯坦与艾伦•金斯堡。

1952年，还在双日出版社工作的贾森•爱泼斯坦就发明了“高ji平装本”的概念。1960年的一天，莱恩回到家，发现爱泼斯坦和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的巴尼•罗塞特（Barney Rosset）“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爱泼斯坦已经离开了双日，他们飞到英国来和莱恩商量同企鹅出版社合作的事务。他们的来访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虽然爱泼斯坦认为莱恩是“一个好出版商，尽管他很狡诈，却不失友善”，莱恩则认为他们是“聪明的傻瓜”并把他们打发走了。

 

那天晚上，兰登书屋的贝内特•瑟夫从纽约给爱泼斯坦打电话，告诉他“为莱恩提供贷kuan的银行家是不会让卖掉企鹅美国公司的，就像女王不会让菲力普亲王卖掉加拿大一样”，同时他还邀爱泼斯坦去兰登书屋工作。致命的巧合，却在极大程度上延迟了欧美出版史的黯淡趋势。

 

兰登书屋后面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在接连被卖给纽豪斯的先进出版社（Advance Publications）和贝塔斯曼集团之后，这家出版社逐渐盘踞着一群精于会计报表的职业经理人们。尽管贝内特•瑟夫和阿尔弗雷德•克诺夫都说：“兰登最后考虑的事情应该是挣钱”，但当安德烈•希夫林带着万神殿（Pantheon）出版社的骨干们于1990年代初出走时，兰登出版社傲慢的CEO已然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克劳德•西蒙（Claude Simon）是何许人也。